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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卡罗琳娜·玛丽亚·德热苏斯（1914-1977）搬到了圣保罗的贫民窟，和巴西的其他城市贫民一样，她用纸板、铁皮和垃圾堆里翻来的其他东西搭了一个窝棚。德热苏斯出生在乡下，母亲独力抚养她长大，强迫她去上学。不长的校园时光让她学会了认字，但直到住进贫民窟，她才开始写日记。她记下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生活。日记里她写到自己对非洲血统的认同，还有她的三个生父各异的孩子。每天她都为食物和生存而挣扎，邻里似乎都对她颇为嫉妒，社会关系很紧张，暴力一触即发。经济萧条期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争夺活命的机会，更恶化了贫民窟本就不稳定的生活。在经济灾难席卷的30年代，全球各地的生活都和德热苏斯的没有什么不同。
德热苏斯的一生被夹在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以及全球殖民地争取独立和正义的斗争当中。这几十年间，帝国主义扩张未曾停歇，尤其是石油等新工业原料的出现诱使帝国统治者染指资源丰富的地区。在此过程中，社会走向军事化，性别机制在资源分配上得到集中体现：战时，资源从平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转移到主体为男性的军人身上。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陷入物资匮乏，女性往往承担缓解困局的责任。在很多地区，社会呼唤专制统治与男性军事领导，对民主原则弃置不顾，压迫特定平民群体。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全世界的生活。针对平民的军事暴行层出不穷，如大叙利亚与印度人为的饥荒、对日本和德国城市的轰炸，以及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
20世纪初，墨西哥、爱尔兰、俄罗斯等国爆发革命，女性往往站在革命运动的最前沿，包括身临前线加入战斗。同样，她们以各种方式被世界大战的动员令征召，例如充任殖民地的强迫劳动力和前线医护人员。性别秩序的紊乱似乎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所体现，例如在奥斯曼帝国和非洲，举国的男人和物资被调离社群，发往战场，农业、工业、运输业以及各公共机构原本由男性承担的体力劳动交给了女性。性暴力和饥馑也是她们命运的一部分。很多都市女性震惊于现实，无法相信二三十年代日益丰富的消费生活、充满活力的广播电影艺术以及走向开放的性文化，竟会在瞬间转变为野蛮和暴行。
墨西哥内战和全球反帝国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之际，1914年，帝国主义诸强国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一方是英国、法国、沙俄、意大利、日本和后期加入的美国，另一方是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每个国家都希望维系或扩张领土，巩固帝国地位。战争初期，政府关闭了生产民用消费品的工厂，或令其转型生产战时物资。这些轻工业部门的从业女性失去了工作。到1915年，前线已有数百万男人阵亡或重伤失去劳动能力，女性开始被征召进入军需工厂及运输、农业、教育、贸易等行业。女性也在前线担任护士，沙俄更是组建了全员为女性的军事单元。在男性与女性的工作原本泾渭分明的地方，性别预设变得模糊，这有时会引发骚乱。男性与女性全力以赴，投身于前线的军事斗争与后方的军需供应，这样的结合被称为全面战争。
战时状态也催生了起义。沙俄的女性走上街头，抗议当局无休止地征召男子入伍。欧洲战场上的士兵抗议这场绞肉机般的战争，这一行动是对男性牺牲逻辑的拒斥，也是积压已久的愤怒的爆发。由于资源被优先调配至战场，民用商品产量暴跌，生活成本随之飙升。舆论将战争的悲剧归咎于犹太人的贪婪和阴谋，反犹主义抬头。女性拒绝为涨上天的物价和房租买单，把大小企业主视同寡廉鲜耻的投机客。1917年食品短缺时期，奥斯曼女性向政府上书：“要么让我们离开这个国家，要么把我们扔进大海。”1916年，爱尔兰对英国统治的不满情绪高涨，复活节起义爆发，康斯坦丝·马尔凯维奇也参与其中。起义被强力，其领导者遭到处决。马尔凯维奇尽管长期参与社会运动，公开呼吁女性造反，并且毫不掩饰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憎恨，但最终被免刑。欧洲各地平民纷纷上街抗议。然而在被战争蹂躏的欧洲东部，许多人因饥饿和流离失所已虚弱得无力发声。村庄被毁，家破人亡，性暴力和满目疮痍让他们和战场上的士兵一样，患上了“炮弹休克症”。
1914年战争爆发之前，欧洲军事竞赛和殖民战争新闻就已引发和平主义运动。面对武器命中率提升、杀伤性大增的现实，德国女性贝尔塔·冯·苏特纳说服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为诺贝尔奖设立了和平奖，表彰为避免或终结战争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该奖项始于1901年，1905年授予了贝尔塔·冯·苏特纳本人。“一战”中的1915年，来自十二个国家的女性代表在海牙举行会议，成立了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达成决议访问交战国国家元首，游说他们举行和平谈判。这一努力没有取得成功，但她们起草并呈送各国元首的原则性宣言与大约两年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非常相似。
1917年冬末，由于物资匮乏和战争屠杀，欧洲各地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圣彼得堡的女工开始走上街头。不仅是圣彼得堡，自1916年起，整个俄国的女性一直在抗议高昂的生活成本。1917年国际妇女节当日，沙俄军队加入民众，抗议物价上涨、食物短缺和政府的无动于衷。十天之内，沙皇退位。新上台的文官政府给了女性投票权——在主要大国中，俄国是第一个。该年秋天，信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于1918年1月建立了一个政府，宣布结束工农业及金融业的私有制。马克思主义许诺工人革命将使女性获得解放，社会面貌很快为之一变，这主要是由女性活动家们积极行动促成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向来宣扬要把女性从压迫中解放出来。亚历山德拉·柯伦泰（1872-1952）是俄国政府的主要发言人，也是女性解放事业的热烈拥护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她批评“布尔乔亚”（或曰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无视劳动妇女的需求，且制造性别对立——20世纪初大多数女权主义者都属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尽管她们也会为劳动妇女组建职业介绍所，集体检查工厂和车间中女工的工作条件。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多数持反战态度，通常激烈批判争取女性投票权的运动。柯伦泰本人出身富裕家庭，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导者之一，她反对战争，同时又鼓动另一种战争。她后来被任命为公共福利人民委员，主持了一系列社会项目，为工人家庭提供托儿服务，建立公共诊所，为困难群体提供福利援助。
柯伦泰指出，女权主义运动已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它的主要目标是在布尔乔亚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实现女性的平权，即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然而，（中上层阶级）女权主义者的行为往往具有欺骗性，“意在骗取无产阶级女性的支持，从情感上收买她们，从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柯伦泰抨击那一代女权主义者的“普世主义”，她们把自己包装成“全体女性利益的倡导者和代言人”，事实上只为自己的利益发声。直到今天，女权主义者仍被指责怀有阶级歧视，与之相伴的还有种族主义、恐同症、歧视残障人士与异族人群等指控。
柯伦泰认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关注重心在投票权，而非工人阶级女性的真实需求：与她们所背负的三重重担——全职工作、生育抚养孩子、保证家庭健康运转——息息相关的需求。“这些女权主义者犯下了另一个错误：她们坚决拒绝把女性对社会的双重责任纳入考量。她们挂在嘴边的‘自然权利’不仅要求女性对社会做出实际贡献，事实上也要求她们为社会繁衍健康的后代”。
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点燃了一场内战，引发了俄国的移民潮。无论贫富，大批人迁往西欧、中东和亚洲其他地区。这只是彼时世界性移民浪潮的一支。移民潮出现的原因包括帝国的暴力战争、恶劣的战时环境、欧洲的战后协定和由此而来的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主要源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以及战后军工市场的萎缩。基于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即国家以民族为基础，不同民族各自建立其独立国家，1919年的巴黎和会催生了一批新国家。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用暴力手段将其他民族逐出国界，数百万人失去家园、生计乃至生命，以及他们的家族可能已在其上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土地。由于男性在战争中大批死亡和残疾，这些难民的主体是妇女和儿童。
这一时期，美国南方黑人的处境每况愈下，既失去了乡村佃农的地位，也失去了城市里的手工业生计。男性往往先一步去往那些因战时需求和制造业蓬勃发展而繁荣的北方城市，女性留守当地，由此结成一张人际网，传播来自北方的讯息。非裔美国人的移民网络异常活跃，女性根据迁出者传回的消息和黑人报纸上的信息反复讨论外出谋生的可能。当然，也会出现一些没有事实依据的传言，诸如“5月15日大北进”。有女性致信媒体：“我是《捍卫者报》的读者，很多人问起我5月15日大北进的情况。我们很多人都想为那天做好准备。然而每次找火车票务代理，他们都给不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他们不想让我们离开。因此我想向贵报了解有关此事的更多信息。”报酬低微的黑人劳工保证了白人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因此白人以各种方式阻挠黑人离开南方，例如隐瞒火车时刻表、故意提供虚假信息。黑人女性于是转向家人、社会关系以及北方的黑人媒体寻求支持。“希望你们能在下周六的报纸上公布当天票价，这样我们才好心里有数，做好准备。很多女人想在5月15日北上，我们都是劳动妇女，现在工作不好找。白人女人说我们只想挣了钱去北方，那我们就让她们‘得偿所愿’吧。希望你们在下一期报纸上给个回复”。正如南非女性抗议政府的通行证制度，美国的黑人女工也寻求流动性可能带来的权益。
强制性迁徙再度上演。正如战前德国对赫雷罗人采取的致命性举措，“一战”中的奥斯曼军队系统性地驱逐境内的亚美尼亚人。男子和妇孺被强行分离，女人和儿童——既有女童也有男童——普遍遭到侵犯。只有七八岁的女孩饱受后虚弱得无法行走，往往被枪决了事。还有些妇女儿童被卖给人贩子。传教士、德国人（“一战”中德国是奥斯曼帝国的盟国）和其他见证者披露了这一切。“一战”期间及其后，欧洲东部与东南部流离失所、寻求庇护的女性被大规模拐卖，这是女性残酷命运的又一片段。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崩溃告终，其余帝国继续积极扩张。战争中遭受重创的男子气概急需修复——士兵断离的肢体、破碎的生殖器、损毁的脸、化为齑粉的身体击碎了男子气概无往不胜的伟岸形象。有的重伤员离不开全天候护理。一些战斗人员为了守住荣誉和地位，拒绝被遣散。与此同时，日本、英国、法国及其战胜国同盟竞相向战败国索取赔款。殖民地军队中的男性在欧洲、非洲和中东的“一战”前线习得了新的战斗技能。他们残酷的战争经验助长了反帝运动，这种反抗及随之而来的加剧了战时与战后岁月的暴力与骚乱。
《凡尔赛和约》的不公促使中国与中东的女性运动更趋活跃，抗议活动层出不穷，甚至引发惨案。1919年，中国的年轻女性加入五四运动，抗议和约将德国在华势力范围的管辖权转交给日本。和其他国家争取独立的运动一样，五四运动主张，中国要成为比肩欧美的现代自由国家就必须打破父权制对女性的禁锢。女作家加快了小说、散文和自传书写的步伐。1930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一部新法典，允许女性自由选择婚姻伴侣并享有平等的继承权。然而，大部分中国女性的境况并没有改变。虽然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但绝大多数人生活在父权制仍占统治地位的农村地区。
巴金的《家》写于20世纪20年代，出版于1931年。这部小说控诉了传统家庭对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摧残，以至于夺走她们的生命。在中国街头运动此兴彼落的同时，毗邻的朝鲜也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主义的三一运动。梨花专门学校（今梨花女子大学）学生柳宽顺（1902-1920）参加了。即使殖民政府关闭了各大学，她仍积极组织反日活动。1920年，她以参与3月1日的罪名被捕并受审。其间，她的父母被枪杀，她本人被下狱。即使身在狱中，她继续暗中组织反日，但不久后死去，许多人认定是死于酷刑。在民族主义活动家看来，女性参与政治运动是现代性的标志，预示着新的民族国家终将诞生。
在殖民主义治下的非洲，女性运动同样活跃。强制征兵扰乱了家庭生活，战争往往导致财货被强占或摧毁，造成生存困境，很多女性受此刺激进一步政治化。部分非洲女性被拽入全球化的经济与文化网络，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欧洲、美国的活动家及宗教、家庭网络建立了密切联系。她们还继续政府对其生计的掠夺。1925年，在英属尼日利亚，伊格博族女性发起“女性舞蹈运动”，抗议生活状况恶化问题，其诱因包括流感疫情冲击、男性税负加重，以及殖民当局对女性传统行业（如集市贸易）的严苛监管。1929年，她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抗议加在她们身上的沉疴赋税与殖民官员的贪腐。上万名女性通过亲属关系和妇女协会组织在一起，把身体涂成彩色，设置路障，占领工厂，羞辱与殖民者合作的非洲本土人。这场反殖民的“女性战争”最终被扑灭，参与者遭到殴打、逮捕、虐待，几十人被军方杀害。然而在英国，几乎没有人在意英军在遥远的殖民地屠杀手无寸铁的女人。
在尼日利亚的北边，1919年埃及爆发民族起义，埃及女性得以摆脱性别隔离，走出内院走上街头，与男性并肩争取脱离英国统治、赢得国家独立。所有阶级、年龄段和宗教派别的女性都参加了这次起义。女性在公共中摘下面纱，证明她们并不“落后”，和西方一样“现代”，因此国家理应自治。尽管男女两性为民族独立结为同盟，到1923年埃及获得名义上的独立地位时，男人却拒绝给予他们的女性盟友投票权，也没有兑现其他有关政治权利的允诺。运动的先驱之一胡达·沙阿拉维（1879-1947）在她的回忆录中做出了分析：“危急之时，女人站到男人身边一致对外，男人毫无反对之辞。然而，女人的杰出表现与数不尽的牺牲并未改变他们对女人的看法……男人把个别功勋卓著的女性捧上神坛，以避免承认作为性别整体的女性的力量与贡献。”胡达·沙阿拉维出生于埃及开罗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学习《古兰经》、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等科目。十三岁时，她在父母安排下嫁给一位显赫的年长表亲，婚后八年间她始终与他分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丈夫成为华夫领导人，该党旨在推动埃及脱离英国统治，实现自治。胡达与他和解后，领导了华夫妇女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号召下，开罗女性举行了遍及全城的。首次大于1919年爆发，数百名上层女性走出深闱，结队，其间多次与武装士兵正面对峙。
胡达·沙阿拉维记下了这一场景：“3月16日上午，我送去了标语牌……上面印有阿拉伯文和法文的口号，黑底白字，这是象征哀悼的颜色。有的标语牌上写‘支持正义和自由的人民万岁’，还有的写‘打倒压迫者和暴君’‘推翻殖民占领’。”沙阿拉维看到，有队伍遇到手持机枪的士兵阻挠，不得不偏离约定路线。一名英国士兵把枪口对准她的胸膛，“我高声喊道：‘打死我吧，这样埃及就也有一个伊迪丝·卡维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烈士］了。’我们继续迎着士兵走去，我呼吁女人们跟着我向前走，这时一双手拉住了我……‘你疯了，你想让这些学生丢掉性命吗？要是英国人决定，那就会流血。’想到再走下去埃及人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我清醒过来，停住了脚步。我们在烈日下静静地站了三个小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南亚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家以莫罕达斯·甘地最为卓著，在他周围聚集了数百万追随者。随着印度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殖民地英军开始肆意滥用武力。1919年，英军在印度阿姆利则的一处圣地杀害了约一千三百名朝圣者，另有数千人受伤，死伤者包括妇女和儿童。英国人称遇害者为“暴徒”，宣布。1925年，后来成为印度党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诗人萨罗吉尼·奈都在伦敦发表演说谴责英国暴行，言辞激烈，引来议会成员声讨。她在演讲中指出“英国人的血腥罪恶不仅在于屠杀残害数千人”，还在于“给旁遮普省戴面纱的女性带来了痛苦与屈辱”。她的谴责直截了当、一针见血：“英国人，你们这些以骑士精神为傲的人，你们把英国妇女的荣誉和贞洁看得比帝国宝藏还要珍贵，”却在阿姆利则侵犯印度妇女，“我的姐妹们被剥光衣服、被鞭笞、被侮辱，她们出离愤怒。”她对英国痛下定论：“你们不配占有印度。你们已经失去了灵魂，手上沾着血债之污。以进行统治的国家没有自由可言，它是自身专制主义的奴隶。”
20世纪20年代，女性的反英运动逐步升级。一些女性成为甘地非暴力主义的支持者，甚至成为甘地身边的核心成员。1926年，美国作家凯瑟琳·梅奥的《印度母亲》出版，该书捏造了一份耸人听闻的“母职恶行清单”，指控印度女性对儿子从小进行性刺激，以致他们无法具备成年男性应有的理性，因此无所成就。印度女权主义者对这种侮辱表示强烈愤慨。在另一些情境下，女性诉诸暴力，以期将英国人赶出她们的生活。印度一家欧洲俱乐部贴出告示“狗和印度人不得入内”，卡尔帕娜·杜特等女性遂策划袭击该俱乐部。计划泄露，她被判九年监禁。普丽提·瓦妲达尔依约执行了计划，事后没有向警察投降，吞下氰化物胶囊自尽。这是女性参与自杀式反殖动的一个典型案例。1932年，比娜·达斯试图在加尔各答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刺杀斯坦利·杰克逊爵士。“我一直在想——在印度，这个在异国政府的蹂躏之下痛苦的国家，生命是否还有意义？通过献出生命提出无上的抗议，这样是否更好？一个印度——英国女儿的自我牺牲，难道不会唤醒印度人容许自己长久屈居人下的耻辱感吗，难道不会唤醒英国对其诉讼程序之不公的反思吗？所有这些［人民的苦难］撕扯着我的内心，令我陷入狂热。”
反帝运动有其坚定立场和复杂多面性。在非洲，女性（和男性）撰文为割礼辩护，指出在非洲文化中女性割礼这一仪式标志着女孩或年轻女性已具备结婚、生育的资格。肯尼亚抵抗运动领导人乔莫·肯雅塔强调，割礼习俗是该民族价值体系的固有内容。20世纪初以降，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传教士、社会改革家和殖民政府官员发动了旨在消灭割礼的运动。官员指示地方议会将割礼列为非法。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割礼被西方人认为会导致婴儿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减少殖民政权赖以获利的劳动人口。相反，他们对外宣称这一习俗是“落后文化”的代表。女性主义者对此反驳称，任何禁令都是对女性自主选择权的剥夺，是把男性局外人的意志强行加诸无助的年轻女子。
非洲女性这些以革除鄙习自诩的所谓改革家。她们认为，割礼实际上有助于生育，可以有效防止难产。她们支持男女都行割礼，视其为社会建构的一部分，同年龄组的少男少女一同参加割礼可形成社会纽带，下一代领袖将从他们当中产生。以割礼为中心的种种仪式中，女性身体和男性身体一样得到削塑，这似乎表明了性别对等。因此，尽管殖民政府派出检查员到村庄中巡视，还是会有非洲人躲到他们的视野之外偷行割礼。包括白人女性主义者在内的西方人对割礼极为反感，坚持废除，而对帝国干涉的行动也在各殖民地根深蒂固。
女性主导的国际社会运动也在蓬勃发展。由反战女性组成的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在“一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继续帝国强权，其美国分部的女性活动家抗议美国1926年占领海地、入侵其他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然而，这些西方女性主义者越来越不为殖民地女性信任，因为她们对自己所谓的种族优越性颇多炫耀。在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一次会议上，德国活动家提出议案，以黑人可能会性侵白人女性为由，谴责“一战”结束后德国境内仍有非裔士兵未撤离。非裔美国女性无法阻止可憎的种族主义演说，但努力游说，阻止该议案通过。此外，印度女性也不希望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印度分部由知识和受教育水平更高的英国妇女牵头组建，坚持自己来做这项工作。两次大战之间，中东女性游说国际联盟为巴勒斯坦提供保护，并提议允许殖民地世界的女性参与国联有关女性问题的讨论会，但这些声音被英国和美国妇女代表成功压制，后者同时持续释放这样的信息：殖民地女性实际上是被其本土的“落后”男性噤声。
战争时期，除生死之外别无大事。战争带来无数肉身的冻馁、无数心灵的破碎、无数疮痍与杀戮，即使战事已结束，社会仍然被一种军事精神牢牢控制，战后的和平年代也烙上了军事化的印痕。“一战”塑造了一个标准化的大众社会，战后二十年的和平延续了这一脉络。“一战”期间，参战各国的政府都实行大规模配给制，制订了食品清单，甚至规定了每餐的菜谱，绝大多数家庭主妇只能照做。战争还塑造了新的外形标准，健美、轻盈的体态成为大众社会的风尚。“一战”前，肥腴乃是富贵的标志，修颀健硕多见于困顿操劳的乡下人；到了战后，完美身材的标准变成了苗条健美，向理想的军人形象看齐。战后的女性，尤其是出入办公室的职业女性，脱下层层叠叠、行动不便的繁缛衣裙，换上标准化的修身款式。男性的服装简化来得更早，战争中政府征用了大量布匹为上百万军人赶制军装，女性服装用布不得不缩减，因此大大解脱了身体约束。战后新兴国家的领袖如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颁布法律强制推进服饰变革，将土耳其女性带入了这个以简约流线型为时尚的“现代”大众社会。
战后繁荣的影像世界也引导女性走向这一新式审美，苗条灵动的女性形象活跃于电影银幕。选美比赛同样致力于此。在文学界，谷崎润一郎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表了连载小说《痴人之爱》，这类小说塑造的现代女性形象不仅具有内在复杂性，也使社会秩序整体趋于多元。《痴人之爱》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位完全西化、风情万种的年轻女子。电影界也创造了一系列现代女性形象，从蛇蝎美人、谐谑女郎到正义化身，经由银幕展示的女性现代性之多重图谱塑造了新式的女性范本。这一时期的明星，如上海的胡蝶和好莱坞的路易丝·布鲁克斯，无不精通于从伤心怨女到无邪佳人的现代女性标准化形象塑造。新女性成为体育明星、飞行员，德国明星莱尼·里芬施塔尔在结束演员生涯后自己当上了电影制作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各地，电影成为女性主要的娱乐与教化形式，她们构成了观影主力。
新价值通常冲击旧文化。土耳其女歌者现身酒吧和私人俱乐部献唱，并开始为一种崭新的媒体设备——留声机——录制唱片，留声机的推广迅速奠定了一个行业的繁荣。同样突破传统的有美国非裔女歌手，她们在俱乐部与录音室演绎爵士乐与布鲁斯音乐，这些作品如今已成经典，其艺术造诣比肩女性画家、雕塑家。后者如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罗（1907-1954），她的自画像将原住民传统、天主教意象与墨西哥文化融而为一，呈现为圣母马利亚、轮椅上的受难者，或是衣装彩艳、被锁链缠绕的女子，画风既蕴含阴郁痛感，又充满丰沛生命力。在苏联，女性也是现代抽象艺术的先驱。如死于大流感的奥尔加·罗扎诺娃，她在白色背景上画下闪亮的彩色线条，相信色彩与形状本身能够捕捉到最深刻的现实，而非经由对人物与自然的“精准”描摹。在日本，画家上村松园虽然延续了日本版画表现女性性感肉身的创作传统，但她也打破惯例，展现女性在家门内外劳作的场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非裔女作家以种族、性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张力为书写对象，推动了文学现代性的演进。1925年，佐拉·尼尔·赫斯顿（1891-1960）移居纽约哈莱姆区，发表了反映黑人女性畸形婚姻关系等美国社会阴暗现实的小说。她的作品《他们眼望上苍》之备受赞誉得益于她所接受的人类学训练、在海地的实地考察和在佛罗里达的生活史。其他杰出作品还有内拉·拉森的小说《冒充白人》，反映了战后移民的精神困境与黑白通婚形成的种族杂糅。
在文学家与艺术家探索其身份与现代经验的同时，女性公共领袖也参与了大众文化的塑造。宋美龄倡导培养现代的健康卫生习惯。她是“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在公开影像中，她将自己展示为革命中国之现代公民和端整匀称的摩登女性。同样强调健康的还有苏联，大量生动的海报展现了工厂女工、拖拉机女驾驶员穿着工装劳动的场景，健美而有力。无论是苏联城市女性还是部分乡村女性，均呈现为更健康的形象：她们的身体纳入军事化的健康管理体系，遵循新的卫生守则，焕发出这种健康的英姿。在世界各地的照片上，我们都能看到年轻女性身着戎装集体跳着活力四射的踢踏舞，或是像机器人一般进行有氧运动。
讽刺的是，这些身形健美、活力四射的年轻女子却生活在鼓吹女性家庭角色的统治下，生育功能尤其受到强调。统治者之所以极力提升人口，是因为生育率已持续走低，而战争及革命造成的人口损失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缺口；加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节育运动风靡全球，避孕知识触手可及，有关女性排卵周期和避孕装置的知识传播开来，导致生育率在1930年前下降了近一半，这在西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20世纪的这场全球节育运动中，一些女性崭露头角，最突出的是美国人玛格丽特·桑格，她于1922年和1935年两度开展世界巡回宣传，影响了日本的加藤静枝（1897-2001）等新一代女性主义领袖。像大多数节育运动倡导者一样，桑格和加藤关注贫困女性的福利保障，希望所有女性都有能力控制家庭人口。玛格丽特·桑格在全世界发起成立计划生育协会，加藤很早就受到她的感召。虽然加藤家境优裕，但她关心工人阶级的问题，广泛阅读相关理论书籍，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著作。
加藤于1920年写道：“我立刻感受到了她［玛格丽特·桑格］的魅力。听着她为节育运动慷慨陈词，我清晰地忆起日本西部拥挤的矿工小屋，以至于脑海中闪现出将此作为人生线年起，她开始孤身奋进，努力改变人们的做法，尤其是杀婴等残忍行为。她还认为计划生育可以减轻劳动者的生活压力。最重要的是，她相信节育会带来“女性地位的提高”和“人类的进步”。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宣布禁止节制生育并将她逮捕。
政府往往对节育持敌视态度。彼时军国主义势力抬头，政客多以鼓吹男性气概的军国主义言论积累政治资本，而男性雄风不仅体现在军事上，还体现在生殖能力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意大利、日本、德国不断膨胀的战争机器需要更大量的人员储备。尽管当时出现了很多反避孕运动，但并没能阻止节育大潮的扩散，以欧洲为例，20世纪30年代人口出生率低于人口更替率。包括农民在内，社会普遍使用堕胎和杀婴（主要是女婴）等手段控制家庭规模。官方为此采取手段阻截节育，在“一战”中损失大量人口的法国和俄国分别在1922年和30年代颁布法令，规定堕胎和避孕为非法。
穆斯塔法·凯末尔——继承奥斯曼帝国法统的土耳其领袖——等政治强人推行了一系列有益于女性的改革措施，如扫除文盲、革新服饰，但这并不能使他们的女性盟友对新政权的弱点视而不见：政府有独裁专制倾向，并把女性现代化的功劳据为己有。早在“一战”之前就有许多女性为社会的现代化付出努力，推动女性融入现代国家架构。土耳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小说家哈莉黛·埃迪布·阿迪瓦尔（1884-1964）是土耳其独立的重要推动者，协助凯末尔挫败了同盟国接管土耳其的企图。凯末尔上掌大权后，阿迪瓦尔成了他的批评者，批评他把服饰现代化、废除教的国教地位等改革归功于己。以此为论据，她于1928年在美国发表了一系列演讲，谴责土耳其的独裁主义。
“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成立五年的民主国家甚至不需要改变政体、关闭国民议会，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独裁国家。”在她看来，凯末尔独登权力顶峰并非新事。“毕竟，土耳其的独裁统治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战后的世界选择了独裁统治……”旧有的政治制度没能阻止灾难性的战争，也没能阻止革命爆发，战后的世界于是开始“寻找新的东西”。准独裁者们批评民主社会让“发展停滞”，而她指出，在独裁政体下，不管改革与重建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独裁者看上去总在为国事操劳。
媒体称颂凯末尔给予女性工作机会、改善女性生活境况，阿迪瓦尔认为这些赞誉之辞完全用错了地方。她指出，早在“一战”前数十年，土耳其女性就已经走出家门享有了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特别是1908年以后，所有追求进步的土耳其男人……都支持女性进步，努力为她们争取教育、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和机会。从土耳其妇女进入经济领域的那一刻起，欧洲女权主义者所批判的各种性别歧视就再没有出现过了”。战争强化了她们的地位，男人离家入伍后她们接手了养家的任务，女性在战前本就享有的“天然的社交自由”因此得以巩固。阿迪瓦尔揭穿男性自诩为女性主要恩主的说法，以及她对“一战”后独裁者政治号召力的警示，都恰逢其时。事实上，这也是各国女性主义者共同的声音。“一战”后，英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东欧国家和美国的男性认为是他们把投票权“给予”了女性，女性主义者对此并不认可。几十年来，女性一直在为她们的权利而斗争。阿迪瓦尔发表演说是在1928年，次年即爆发了波及全球的大萧条，这也使得她对独裁的评断具有一种灰暗的前瞻性。
（本文摘自邦尼·G. 史密斯著《现代世界女性史：1450年至今》，）杨世祥、陈超美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5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