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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初，农业合作运动兴起之际，长山县（现在的邹平市）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王士恭为社长的大果园初级农业社。
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伊始在全国开展的土地革命运动，从根本上摧毁了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党中央为了保卫土改胜利果实，根除两级分化，保证被解放出来的农民不再遭受压迫剥削，于1951年12月15日发布《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组织发动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上来，引导农民按照自愿结合、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互助合作，走农业合作化道路。
大果园村（当时隶属长山县二区，今属邹平市高新街道办事处)王士恭等人率先办起初级农业社，走在长山县广大农村前列,起到了带头表率作用绝非偶然。大果园村是个只有70多户人家，200多人口的小村庄，但是却有战争年代入党的老党员王士恭、刘桂英、张兰芳、潘玉贵、崔吉祥、崔吉奎、李桂云等7人，其中烈士家属张兰芳，丈夫李德贞在济南战役中壮烈牺牲，她从抗日战争年代就成为我党地下交通员，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女党员刘桂英，战争年代积极支前，为党工作，建国后，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被选为县、地、区、省劳动模范。此外，大果园村距乐礼村仅4里之遥，1950年至1956年，乐礼村是山东省荣残军人学校驻地。附近几个村有荣校中队，荣校和当地群众有着鱼水般亲密联系，经常到各村放电影对群众进行时事教育；农忙时，荣校组织学员帮助麦收秋收秋种，宣传党的政策 ,无疑对当地农业合作合作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党的政策一旦深入人心，被群众所理解 ,即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动力，变成群众的实际行动。
1952年一开春，女人刘桂英、 张兰芳与贫农李士贵等带头成立了 13户农民参加的互助组，称“换工组”或“变工组”。 互相帮工，一是体现在麦、秋大忙季节。农 业生产的特点是季节性强，要抓住农时， 收成好坏与是否抓住农时有重要关系。 农忙季节，农活集中，农民有“争秋夺麦”一说。 单干时，麦收时节，一家一户单割单运、效率低，手忙脚乱，如遇大风或大雨冰雹等自然灾害， 则半年的收成就会受到严重损失甚至绝产。
互助组人多力量大，干劲足，士气壮，效率高，宜于集中力量打突击 战。上午集中人力收东家，忽拉一阵就完成，下午突击收西家，转眼再去收北家。工时记清，等工交换。 二是轻重农活换工。有的农户， 妇女多，老人小孩多，男劳力缺乏， 耕地播种运输这些重体力活务 人干，互助组可以工换工互相调剂。 精壮劳力给你干重活，妇女劳 力可以用轻活来偿还，互通有无，扬长避短，平等互利， 各不吃亏， 皆有好处，谁也谈不上剥削谁。从耕种到收割，互相帮助。互助组初步体现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参加互助组解决了自 己不便解决或不能解决的困难，如军属烈属 .干部职工家庭及缺劳动户解除了后顾之忧，互助组全体组员都得到方便和实惠， 各户之间的关系从 而融洽团结。互助组是集体化道路的起跑线 ,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胚芽和雏形。
互助组虽然初步体现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但它毕竟不完善，存在着它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仍未摆脱“三亩地， 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片天”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束缚 。
1953年秋，长山县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县委确定在群众基础好， 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过巨大牺牲的大果园村作为试点。刘桂英她们送走一批批参加学习互助组的人们，又迎接来县委马胜之部长率领马冠三（西董人）、怀立吉（西董人）、曲子久（长山人)等人组成的县委办社工作组。长山县委书记亓灿章隔三差五地亲临大果园。工作组的们白天下地和乡亲们下地干活，中间休息在地头在树下抽烟休息啦家长，转来转去三句话不离合作化这个话题。晚上召开互助组员会、党团员会、干部会、贫下中农会，走门串户上门走访，宣传党的农业互助合作的政策，摆单干的弊端，讲走集体道路的好处，请荣校来放苏防集体农庄的电影。经过一个秋冬的酝酿组织发动,贫苦农户、党团员带头,以刘桂英互助组13农户为基础，成立了30余户参加的大果园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农业社干部设置：社长王士恭、副社长潘玉贵、刘桂英。会计李昌福，保管李仁昌。同时建立了党团支部，王士恭担任党支部书记。
在酝酿成立初级农业社的过程中，村内有人编了一首顺口溜，形象生动地道出了初级农业社的特点与互助组的不同。“揣上土地证，套上老牛车，装上犁耢耧，去入初级社”。当时初级农业社，实行土地入股。每1亩为1股，入社农户按土地股数所需生产资料缴纳股金。股金以农具、牲畜、种子、饲料等折价作为股金。社员劳动实行工分制。记工标准按社里制定的“劳动工分定额标准”记工。在制订“定额标准”前，初级社的干部外出参观学习了邹平县张高村张宪文初级社的管理方法和经验，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制定出具体到地块的“劳动工分定额标准表”。同时，因初级社是在互助组和单干户的基础上成立的，土地不连片，土地存在着村与村，社与社之间“穿插”式错落分布，有的土地分布在几里甚至10余里外的外村地片上，同锄1亩地，近地用不了半天，远地1天锄不完，如果不制定合理的劳动工分标准定额，就会出现矛盾，挫伤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每天晚饭后，社员持“社员劳动工分手册”到社办公室，由社长或副社长依据劳动情况查对“定额表”确定应记工分，由会计记入“工分手册”，社长或副社长盖章。“社员劳动工分手册”每户一本，在本子内按本户劳动力多少分别记入专页。上级规定，每年的分配形式是麦秋2次予分，年终决算。予分只限于粮食，决算时，将副业收入纳入分配，所有分配实物作价进行现金核算。
大果园初级农业社成立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扩大公共积累，增加社员收入，提高社员生活水平，主要办了大搞副业和打井抗旱两件大事。
(一)开办4坊（房）。初级社刚一成立，县委工作组的积极支持发展副业生产，为社里争取了无息贷款，办起了香油坊、粉坊、豆腐坊、馍馍房等副业。副业开办，方便了社员生活，增加了集体收入。当年年底，副业收入除下年生产费用（本钱）外，其余纳入社员分配。大果园村的香油坊、粉坊从1953年开办，至今继续下来。尤其大果园香油成为具有50年历史的老字号名牌、以料纯色鲜味香闻名。
(二)打井抗旱。大果园村解放前只有村外1口井，2亩多水浇地，土地主人多用来种蔬菜。村里农民和其他村庄的农民同样过着“人种天收”、“靠天吃饭”的古典贫穷的日子。风调雨顺的年景还能凑付日子，一遇干旱，或地干不能播种，或禾苗干枯浇不上水，或歉收或绝产，旱年就是灾荒年。初级社成立后，冬闲变冬忙，全体社员齐动员，打井抗旱，旱田变成水浇田。农业社干部党团员带头干。妇女员刘桂英、张兰芳都是小脚女人，打井这苦活也冲在前，不顾乡亲们的劝阻，不管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始终坚持战斗在打井工地上。张兰芳对众人说“鬼子的刺刀、枪子儿咱都不怕，还怕老天爷吗？”社员们奋战了两个严冬，打了20多口井，使50亩干田变成了水浇田，占全社土地面积的30%。
大果园率先成立初级农业社，在长山县广大农村干部树立了一面旗帜，南起长白山，北到小清河，一批批参观学习者纷至沓来，往日偏僻宁静的小村庄，一下子成为长山县人民仰慕的农业合作化典型。
成立“五六·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大果园王士恭初级农业社自1953年冬成立，走过了2年的历程。1955年8月，惠民地委召开县、区干部会议。会上，山东省委舒同传达了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分析了全省农业合作化发展情况，批评了农业合作化领导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县委随即传达了地区干部会议精神，检查了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批判了“小脚女人。”随后县委召开县党代会，主要内容是传达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县农业互助合作规划。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到来了。
大果园初级农业社以其成立早，办得好，赢得了兄弟初级农业社的赞誉。在1955年冬的整社转社热潮中，带动影响了附近9个自然村的初级农业社，以原邹平县张高高级农业社为榜样，成立了大果、小果、大新、小新、三里、向家、周东、周西、五里等10个自然村的高级农业社，因其正式成立于1956年1月，故定名为“五六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五六一”高级农业社的管理委员会，由11人组成。社长张思珍(1952年被选为省劳动模范，乐礼村人)，副社长王士恭。委员：李士祯（大果园村）、王允庆（小果园村）、王德贵（周东村）、鲍世义(周西村)、韩伯祥（向家村）、朱兴德（三里村）、张思瑜（乐礼村）、李世龄（大新村）、李兆德（五里村）。
管理委员会各项工作由委员明确分工。10个自然村归为8个行政村，这时，各村绝大多数农户都已入社，每个行政村为1个生产队，各生产队队长有的是专职，有的由社管委委员兼任。乐礼张思瑜，大、小果园王士恭，周东王德贵，周西刘金城、三里向家朱兴德，大、小辛村王树臻，五里李兆德。
“五六一”高级农业社一成立即建立了党团组织，高级社成立党总支，总支书记由国家干部张廷怀担任。各行政村成立党团支部。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改变了初级社的分配方式，进一步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按人口、劳动工分各占一定比例进行分配，充分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运动的领导，使其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从互助组开始，培训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干部，以加强对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管理和领导；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吸收他们参加会议；召开专门会议总结互助合作经验，加强农业社的组织建设，生产管理和财物管理，召开农业生产合作社技术代表会，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使农业社干部掌握增产关键，开展增产运动。正值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的1956年1月中旬，邹平县委总结推广张高高级农业社的三点经验：包工包产，大力开展积肥工作和多打井解决水的问题。
由于党和政府加强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及时总结推广先进农业社的先进经验，使刚刚诞生的“五六一”高级大社大而不乱，一开始就沿着健康方向发展。张思珍、王士恭和管委会的委员们在原来各初级社制定的劳动工分定额的基础上，进行汇综整理，制定了包工包产的框架，各生产队依据本队的各方面条件进行充实具体，定出切实可行的包工包产定额，完善、统一了财物管理制度，制定了大搞副业，广开财源和打井抗旱，增产高产的治社方略。
大搞副业，广开财源。“五六一”高级农业社以为农业生产服务，为方便社员生活，增加集体收入为目的，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发展工副业。8个行政村，村村办起了工副业。除大果园的4坊（房）外，周东、周西两村各栽植了12亩苹果园，周西村还成立了5人的铁木组，2名木工，3名黑白铁匠，主要从事农具修造和木制家具生产；大、小新庄开办了木工厂，主要生产木制家具，五里村办起了五金修配；三里、向家村开办了砖瓦窑厂等。
打井抗旱，旱田变水浇田。“五六一”高级社成立后的当年冬季即掀起了打井热潮。党团员干部带头，在隆冬季节顶风冒雪坚持吃住在打井工地上。往年沉睡寂静的冬野，今日变成热闹的战场，人声喧闹，歌声嘹亮，车来人往，红旗飘扬。“打井打到腊月二十九，吃了包子再下手”。这战天斗地的豪言壮语，在1956年冬广泛地流传在邹平大地的广阔冬野上。“五六一”高级社的社员们奋战了一冬春，基本上实现了旱田变成水浇田。开始告别了“人种天收”、“靠天吃饭”的原始农业，进入了向现代农业的起跑线年代打的井几经更新换代，在田野上绝迹，但它作为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当年的创业者满怀豪情地向后人津津乐道。
1957年“五六一”高级农业社也经历了极少数群众闹分社、退社、辱骂干部风浪的考验。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少数富裕中农被迅猛而来的合作化高潮卷入了农业社，有的未经历初级社，甚至未参加过互助组，由单干户直接加入了高级农业社。由于相对收入减少，加之对社员缺乏政治思想教育和某些别有用心人的煽动，他们抓住农业社干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借题发挥，造谣诬陷，致使部分社出现闹分社、闹退社、牵牲口、抢种子等问题。“五六一”高级社的干部们理智、觉着、冷静地面对这一现实，按照党的指示，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自觉检查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耐心细致地做这部分人的思想工作，提高广大社员群众的思想觉悟，缓解了矛盾,稳妥地处理了这些问题,稳定了高级社的大好局面,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巩固。
农业合作化道路，改变了中国沿袭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根除了农村两级分化的隐患，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增强了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